浅析富士康索赔记者三千万元事件危机公关效果

危机公关 · 2019-04-01 17:39:47

        2006年6月15日,《第一财经日报》刊发记者王佑的《富士康员工:机器罚你站12小时》一文,被数十家网站转载。此前一天,新浪等媒体转载了英国《星期日邮报》的文章《苹果中国代工厂探秘:女工日工作15小时月薪300》,该文章就是以富士康工厂为背景撰写的。因此,大量网站将6月15日《第一财经日报》的文章与该文并在一起,作了一个以“富士康劳工”为名字的专题,一些网站还将《第一财经日报》的标题加上了“血汗工厂”、“黑幕”等字眼。

       6月22日,王佑的第二篇稿件《富士康离职女工:底薪很低福利很好》见报。6月30日,富士康公司的两位代表——富士康子公司赛博数码广场管理部副总(董事长特助)詹某与赛博市场总部副总李某约见《第一财经日报》编委翁宝与记者王佑。

        7月1日消息,富士康公司重申,支付给雇员的加班费均等于或高于国家规定,因此并未违反《劳动法》。7月3日富士康向深圳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一份民事诉状,诉状称依据《民法通则》的第101条和102条以及《民事诉讼法》第108条和相关司法解释,“依法追究被告的侵权责任”。该诉状将《第一财经日报》采写上述报道的记者王佑以及该报一名编委翁宝列为被告,而未直接起诉报社。该诉状要求法院判令《第一财经日报》停止刊发对其名誉侵权的报道并赔礼道歉、消除影响、恢复名誉,还要求被告补偿富士康方面因名誉受损而造成的经济损失。翁宝和王佑因此分别被要求赔偿1000万元和2000万元给原告。富士康此举把自己推上了媒体公敌的位置上。很多媒体用“悍然”、“恐怖主义”等词表达愤慨,而各界人士也纷纷指责富士康不能客观对待媒体的报道。7月17日,两位记者收到了法院冻结其资产的通知书,被冻结的资产包括房产、汽车和存款。

       面对舆论压力,富士康公司宣称如果胜诉,赔偿金将全部用于公益行为。8月28日《第一财经日报》向富士康公司发函称“记者报道属于职务行为,报社将动用资源支持两人全力应对诉讼”。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还在公函中以“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,王佑所在部门负责人翁宝被列为被告与法不符”为由要求富士康公司“撤销对翁宝的起诉并解除对其个人财产的查封”,否则“报社将支持翁宝通过法律途径向富士康公司主张”。除表示对翁宝和王佑两人的支持外,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还通过公函对富士康公司的做法表示谴责。“针对贵公司采取诉讼保全措施查封二人个人财产的做法,本报表示强烈谴责。我们相信贵公司这种以公司组织行为针对记者个人的做法,将为整个中国新闻界所唾弃。”8月28日下午,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全球发言人丁祁安表示:“我们现在走的是司法程序,司法是最公正的。如果说富士康采用了什么高压手段,除非说司法是不公正的。”

        8月30日晚间,富士康决定把对上海《第一财经日报》两位编采人员的索赔额降为1元人民币,并追加第一财经日报社为被告。9月3日下午,富士康科技集团与《第一财经日报》发表联合声明,富士康宣布撤销对《第一财经日报》的诉讼,双方互致歉意。

          舆乐通认为,富士康在此次危机中的行为像一场疯狂而失态的恶作剧,使自己成了众矢之的:

        第一,我们来看富士康面对媒体指责的一贯危机处理方案。为什么向记者提出巨额赔款?是因为富士康公司曾经从这种诉讼中尝到过甜头。2004年,鸿海也曾因一篇报道,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请,“假扣押”了台湾《工商时报》记者旷文琪的个人财产,同时向其个人索赔3000万元新台币。其行为引起了台湾地区和海外各地媒体从业人士的强烈抗议,并最终迫使该集团总裁郭台铭与台湾《工商时报》及记者达成和解。但即便如此,记者也是在饱受压力之下寻求和解,而富士康公司却是居高临下,占尽优势,和解对于它来说肯定有利。

       第二,面对中国内地市场,富士康的强硬态度是行不通的。负面报道出现之后,富士康不去对企业的自身行为进行检查和反省,不去积极采取措施提高员工的福利和改善员工的工作环境,而是采取对抗的方式,以名誉侵权为由向《第一财经日报》两名记者提出总额3000万元的天价索赔,从而成为大众口诛笔伐的目标。不仅如此,在6月英国《星期日邮报》发表相关报道和6月15日、22日《第一财经日报》相继刊发两篇报道后,都未见富士康在第一时间内对媒体和公众作任何的积极表态。没有针对公众的新闻发布,没有关于事态进展的主动通报,就是被动接受记者采访,也是三缄其口,惜字如金,一句“我们要说的都在声明里了”,傲慢的态度尽显无遗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消费者的权利意识也随之普及,希望通过资本来打压舆论和正义,显然是行不通的做法,再加上企业面对媒体监督的倨傲态度,在公众情感的天平上已无砝码。

       第三,得道者多助,失道者寡助。诉讼行为本身的不合情理导致公众站在自己的对立面。媒体记者对一个企业的监督是出于社会责任,出于媒体职责所在,代表大多数公众的利益,代表劳工的利益。而富士康却将这种职务行为的矛头直指记者和编辑个人,让其承受经济和精神的巨大压力,显然是恃强凌弱,逼迫媒体向企业低头。换言之,是迫使媒体和言论向“商业资本”低头。作出相关报道的记者王佑与王佑所在部门的负责人翁宝,系《第一财经日报》的员工,而王佑刊发的相关报道属职务行为。因为职务作品单独起诉记者的诉讼非常罕见,而3000万元高额赔偿在名誉权纠纷案件中更是骇人听闻。除了将其与媒体的矛盾公开化,没有任何赢取公众好感的举措。富士康在危机发生之后,除了辩解和恐吓,没有任何有公信力的机构来说话,也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行动来证实。